会飞翔的天使

自从成了“糖友”后，每年都会在医院住一阵子做一些调理，老伴这几年身体不好，我已经有五年没住医院了，这次老伴因糖尿病住院，我也顺便蹭了一張病床。

住院部的医生多是些年轻人，我俩本没指望他们对我们有特别的帮助，只是想获得全面的病理数据后，再找专家为我们制定治疗方案。

在护士站量罢血压、血糖等基础数据后，护士说我俩的管床大夫是吴大夫，她用食指朝上一戳：“吴大夫在六楼，直接找她去。”

在六楼见到吴大夫时，她正埋头看病案。我喊她“吴医生”，她立马起身，笑盈盈的。她的笑很自然，也好看，不是塑料花般的职业性笑容，是那种与生俱来的亲和的笑。

一会儿，她突然收起笑容，满脸的意外，嘴巴也不由自主地张着：“方院……”她立马勾腰：“方叔叔好。”

我是个面痴，不记相，她又戴着大口罩，我没认出来。老伴眼毒，她一眼就认出来了：“你是小吴吧？”小吴连忙喊一边“阿姨”，一边扶我老伴坐下。

我们和小吴算是“老相识”了。前年，我和老伴自驾游去东北，在要离开哈尔滨时，老伴说想去看看珍宝岛，我说顺道去佳木斯看看，我的一个同学在佳木斯大学，她是我们班唯一的一个二级教授，三十多年没见过她了。

老同学的接风宴设在一家考究的酒馆，人不多，她和夫君，还有她带的两个博士生，男生是俄罗斯人，女的就是小吴。小吴听说我来自襄阳，便本能地起身喊“叔叔、阿姨”，还说没想到在北国之地碰见了家乡的亲人。

小吴长得白白净净，戴着一副金边眼镜，镜片后的眸子沉澈明净，小天鹅一样的脖子很好看。我的同学说，这两个博士生是她返聘后带的最后一届研生了，说罢，她开玩笑地要小吴喊我“干爹”，说不定日后我能帮她做些事情。

小吴不是在市面上混的人，她没有喊我“干爹”，只是双手端着杯给我敬酒：“毕业回家时，说不定真要叔叔帮忙的。”

去年夏天，我的同学来电话，说小吴毕业了，想回襄阳，她托我在襄阳给小吴找一家三甲医院。我有些犯难，佳木斯大学的博士生进襄阳的三甲医院的难度是很大的，再说，我退休多年了，过去的人脉早就过气了。我说，能不能到我原来工作的学校，学校设有医学院，还有一家附属医院。如果愿意，我还能说上话。

小吴同意了。没费多大劲，她进了我退休学校的医学院做专业教师兼辅导员。她爸妈请我吃饭，小吴说，她不想做教师，她的理想职业是医生。我建议她把编制挪到附属医院，也不要离开讲台，许多名医既是临床医学专家，也是医学教育家，正像徐悲鸿，很多人只晓得他是画家，却不晓得他还是美术教育家。

小吴似有所悟，眼神定了一会，站起来给我敬酒：“叔叔，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

去年年底，我去附属医院体检时遇到了小吴，她的科主任说，小吴很不错，她的门诊量是全院最高的，每一次义诊她都没落下过，而且她的两篇论文在全省业界享有盛名。后来她是如何调到市一医院的，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问她，怎么想到去佳木斯读大学。她说本想读华科大的医学院，高考没考好，误打误撞地到佳木斯读了个本硕博连读。爸妈说，就她一个女儿，不想让她飞那么远，要她复读一年。她不依，说读“高四”太恐怖了，父母拗不过，便依了她。报到前，班主送了她一个红色缎面的笔记本，还给她留了一句话，说她是“会飞翔的天使”。

我跟她开玩笑，说很想给她找个好婆家，或者干脆做我家的儿媳妇。她双手轻轻地拍大腿，哈哈一笑：“您早说咧，我小孩都满周岁了！”

笑罢，我跟她说，我在护士站说你是我侄女。她浅浅地一笑：“你说这话时肯定没笑，您这是一本正经地……”她本能地拍了拍自已的嘴。我一笑：“你是不是准备说我是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她连忙摆手：“不敢、不敢，您是叔叔，不能无礼的。”

我们起身回病房时，她说：“你们俩老都是有个性的。”我问她：“你咋晓得的？”她说是她老师说的。

她说对了，我俩作为病人，还真有点儿个性，这种个性主要反映在对医生的态度上。若是碰到能体恤病人的医生，我俩都是尊敬有加，不分老幼，我们都是毕恭毕敬，即便有不满意之处，医院电话、短信回访时，我们也不说半个字的不是，职场上混的人都不容易，医生非主观故意的欠妥之处，大抵都会在临床实践中，慢慢体悟出该如何修练职业操守。倘若是碰到态度不好的，我们也会不留情面地硬怼。

老伴说，她很少碰到像小吴这样和患者作充分交流的医生。老伴的基础病多，说起病种、疗程、心理困惑、用药过程中的身体反映，都是一套一套的。以往，她的唠唠叨叨多是被医生掐断，要么是不耐烦地听着，小吴却是静静地听着，眼神很沉静、关切。她俩的交流像水过平石，汨汩地流，慢条斯理地不动声色，很平顺、深入，像拉家常。住院这些年，我几乎是第一次体验这种亲密的医患关系。她时不时表达她的看法，语气也是温婉的。听着听着，仿佛她不是医生，真的就像自家侄女或邻家小妹。

她对我俩的态度，我们老俩口都没从与她过往的关系这个角度来考量。老伴住院近十天，我们一直在留意她，她给予病人的温暖都是大写的仁爱。

多年来，我早餐后两小时、中餐前的血糖一直居高不下，这是长期困挠我的老问题，我先后在市一医院住了四次院，在市中医院住了三次医院，血糖始终都降不到理想的状态。我说与小吴听，它要我放宽心，她说保证能让血糖降下来。

我非医学工作者，执拗地认为单纯为降血糖而无条件地控制饮食而泯灭食欲，这不是最科学的治疗方法，我是味觉、口感至上的实用主义者，在病情不严重的条件下，要我辜负味蕾的享受而一味地追求所谓的理想的血糖值，我是排斥的。除却更高境界的人生价值，人生在世的快乐，说白了，也就是吃喝二字，这是人之天然。高血糖固然会带来一系列病变，刻意、过度地控制饮食，也会影响人体必要的营养摄入，我崇奉的是营养和血糖双重最佳组构的治疗方式。

小吴说，过度用药降糖固然不可，高量地营养摄入也是非科学的。她拍我的肩，连忙又缩回，似乎觉得不礼貌：“按我的办法吃药吃饭，保准是您想要的最佳组构。”

她的语气没丁点迟疑，我还是不以为然，她毕竟年轻，我还有点不信她的道行。讵料入院第三天，我的老大难问题解决了。

我跟她说：“你真是个神医，我算是碰到贵人了。”这恭维话说得有点儿肉麻，但它却是我的真心话。她又是浅浅地一笑：“您才是我的贵人。好事。明天就可出院了。”

我住了五天医院，没有挂一瓶点滴。我问她：“其他病人都在挂点滴，我咋就没有呢？”她说我是不需要挂点滴的病人。也许在她心里，不需用针就不该用，哪怕是用一针，也是世人所说的过度治疗。

我老伴是个“复合型人才”，中文本科、法学本科、药学本科，加之又是个资深的老病号，她比一般的病人的知识储备要多许多。有的医生说她是一个不好缠的病人，懂得多了，一方面交流起来比较顺畅，另一方面却又会提一些刁钻的问题，尤其是对有些刚入职的医生，她的一些想法往往会把对方逼到思维的死角。小吴和她沟通却特别顺畅。她俩你来我往地“唇枪舌剑”，我在一边静静地听着，发现小吴的回答特别果决、干练，没有丝毫的模棱两可。这种沉着、老练，需要知识和经验的双重积累。

在回家的路上，老伴说：“这姑娘内心强大、干净。”我深以为然。

她也说了一两句未来的困惑，竞争的激烈、没有更多地时间充电，想有大的作为，却又苦于找不到更好、更大的发展空间……我本想对她说，医者仁心，用心实践也是能成大器的。我没说，没勇气说，也没资格说，我是普通患者，她是医生。我是长者，但她毕竟不是我的侄女。我没资格好人为师。

今日查房时，我跟老伴开玩笑说，我已在豆包找到了最好的殉情方式，假如你死了，我就是喝一瓶白酒，吃一盒阿卡波糖，再打一管胰岛素，不到两小时就呜呼哀哉了。小吴一笑：“您俩好好活着。”

这几年，在漫漫求医路上碰见了许多好医生，市一医院的周东博士、协和医院眼科的姜发纲、同济医院风湿免疫科的殷惠，当然，还有小吴。他们不是亲人，却是我们生命中飞翔的天使。

我们是该好好活着，时间可以忘记，唯生命、爱情、亲人、天使不可辜负。

            2025/05/02          （选稿：灿烂阳光    审核：晓舟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