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苏东坡传》、李一冰《苏东坡新传》、莫砺锋《漫话东坡》, 在下文中简称“林传”、“李传”、“莫话”。
苏家父子的仕途并不坦荡, 东坡还一再被贬, 但却没弃官。到底是忠于帝王还是官瘾太大, 抑或旷达到了云层, 宠辱一点不惊? 我从在读的三本书中, 寻找线索和素材, 试图给出一个能说服自己的解答。
一从家族因素看, 苏洵在《族谱后录》中写道: “自唐之衰, 其贤人皆隐于山泽之间, 以避五代之乱”……即使后来“圣人出而四海平一, 然其子孙犹不忍去其祖父之故以出仕于天下, 是以虽有美才而莫显于世。及其教化洋溢, 风俗变改, 然后深山穷谷之中, 向日之子孙, 乃始振讯, 相与从宦于朝。” 这是说: 族人是唐朝衰败时, 到蜀中避乱的, 即使天下太平后, 在蜀子孙仍不愿出仕, 直到风气变化后, 子孙才接连出仕做官。
蜀人风气变化从宋开始。宋朝重视文官, 有功名的人上升空间大。由于宋朝厚待读书人, 致使读书求仕风靡全国, 连剑门关外的西蜀都闻风而动。苏家风气的变化, 大致是从东坡二伯苏涣开始的。苏涣是苏家 (分支)上溯前几代中, 第一个出仕的进士, 苏家风头盛着, 苏洵父子三人自信自己的才干能为国家效力, 毅然出川出仕。这是世风变化, 家族向上的使命使然。苏洵去世时, 两个小苏在朝中为官, 虽然官位还不高, 但受重视前途无量。他们将老父去世消息, 报告于朝廷, 朝廷赐银100两, 绢100匹, 他们不受银和绢, 为父求赐一个象征性的, 比他平生官位高的官爵。在兄弟二人心中官爵比银子重要。
二从物质层面看, 宋代官员的俸禄, 几乎是所有封建王朝中最高的。宋代最低等级的从九品官的俸禄相当于清朝四品官的俸禄, 一个小知县的俸禄比明清时的总督要高几倍。除了基本俸禄外, 还有各种补贴, 如车马费、招待费, 最低的官员也会配置一个仆人。官职越高配仆人越多, 费用公家出。如此好的待遇, 让官员大都不肯轻易弃官, 为官也很卖力。范仲淹就说过: 俸禄这么高, 不好好做事就没良心了。东坡被贬黄州, 俸禄减少很多, 与过去相比很拮据了。经朋友帮忙申请到一块50亩的东面坡地, 自耕自种, 住的“临皋亭”是朋友为他申请到的地方官员的行舍, 房子小勉强能住。后来还在东坡之地盖了“雪堂”, 有五间房, 做书房并招待朋友。并不求富贵的东坡, 适应环境的能力很强。在黄州待了几年后, 几乎不指望朝廷再招他回朝了, 甚至还召唤贬到江西很不得志的子由也来黄州定居。
三从生存技能看, 东坡母亲程夫人, 是个经商人才, 开过五间商铺。可基本不见有文字记录苏洵参与商铺营生; 东坡兄弟跟母亲成长, 大凡对经商感兴趣, 也会耳濡目染学上一点, 也不见有文字记录他们跟母亲学习商道。程夫人去世, 也不见有一人想承其业。我只能认为这父子三人就喜欢读书, 想走仕途, 对经商兴趣全无。苏洵也说他两个儿子除了文字别无所长。古时, 读书人的职业通道很少, 不像如今有各级党政机关、各类学校、科研院所等。其实东坡是一个思想自由、人格独立、天真又耿直的人, 没有什么花花肠子, 有不同政见就要说出来, 官场的水土他严重不服。如果职业通道多, 东坡未必就要当官。我想: 如果东坡像他岳父那样办个书院讲学, 那会有怎样的风景呢?
从上述几方面看, 老苏、小苏都有较强的做官意念, 被贬时, 又没资格辞官。那些个无权但清闲的官职, 也许就是鸡肋, 留与弃都无所谓了。他们为官时,没高调的说过什么初心和使命, 但他们的“为”, 是有原则和操守的。
“李传”有一节的标题是“老苏的一官难求”。客观上, 老苏虽文名满天下, 受到欧阳修的器重和举荐, 但毕竟是一介布衣, 年也过半百, 能适合他的职位不多。主观上, 老苏很有脾气, 不是范进之流这样的学痴和官迷。他只参加过一次正式的科举考试, 和一两次非正式的职场考试, 失败之后不愿一而再的去考。他只接受免考的任职, 理由是: 我的文章水平你们都看到了, 你们认我这水平就用我, 不认也不要考我。有的职位他觉得不合适, 就不应。老苏的矫情实是原则, 腰杆子是直的, 骨头是硬的。他在五十三岁时得到一个能够附带编纂礼书的职位, 就欣然接受了。因这差事符合他的理想——以礼、乐、诗、易为用, 求其人的性情和社会行为的演化和进步。苏洵任职五年后去世, 官止于此。老苏虽然很想当官, 但不吃嗟来之食, 不做不能有所为的官。
东坡兄弟比老苏幸运, 考什么中什么。他们很早就进入体制内, 对体制报有希望, 不像老爸那样不如意就不接受任职, 但原则和骨气也是有的, 绝不肯违背良心和良知。
“林传”和“李传” 在书后都有附录。“林传”的(苏轼)年谱, 其实是大事年谱, 并未逐年记录; “李传”的苏轼及宋大事年表, 是真正的人物年表兼大事年表, 从东坡出生到去世, 逐年概括有关东坡的事和国家大事。细读这两份年谱、年表, 可梳理出东坡宦海沉浮的信息。从出仕到去世, 东坡在宦海逐浪四十一年, 其中为父亲守制三年, 也计在其中。黄州贬官四年, 惠州和儋州贬官六年, 先后贬官时间约十年, 占全部宦海生涯的四分之一。去掉守制三年, 四分之三不到的时间在京都和地方为官。其中做京官约两年多, 做朝官不足九年, 在杭州、密州、徐州、扬州等地为官约17年。
从上述信息看, 东坡任地方官的时间长于任京官和朝官。他任地方官最低是八品(起步凤翔时), 最高是五品(徐州、杭州等地级市正职知州) 。做京官和朝官, 不计很短暂的低品官的话, 最低是五品(30岁时任馆阁即国家图书馆官员), 50-59岁期间, 官职升迁和变化频繁。陆续任过礼部、吏部尚书等职务, 还兼任过小皇帝宋哲宗的老师。最高官职翰林学士知制诰是三品。“林传”说, 这是垂帘听政的太后的秘书。东坡做地方官的最高品级等同于做京官和朝官的最低品级。而东坡做的地方官, 除了起步时是朝廷任命外, 很多是他自己请求离朝的。一次次放弃高品级高俸禄, 那是为那般?
“李传”在年表中概括的事, 在书中都有详细的记述。1071年(宋神宗四年), 东坡36岁, 在朝中做谏官一年, 就在这年他申请外放。上元节前, 皇帝敕令开封府去浙江采买彩灯, 并要商家减价。东坡上奏, 请求皇帝收回成命。理由是朝廷和官府不能与民争利, 只能让利与民, 哪能压价购买。他和白居易一样, 深知百姓苦于宫市。以民为本是东坡“官念”中的良心和良知。他对王安石变法有异议, 也是出于这样的良知。宋神宗时期, 国家积弱, 亟待富国强兵, 王安石变法的宗旨是为国家提高税收, 但有些法确实损害了百姓利益。如那个“青苗法”, 是国家在春天强行放贷给百姓, 让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 百姓不贷还不行。但倒秋收时, 这个贷是连本带利要归还的, 利息还较高。 国家稳打稳的有利息收入, 但百姓如遇到年成不好或经营不善, 本和利都还不上, 倾家荡产。这贷款, 客观上还让好逸恶劳的恶习得到滋长, 有人拿到钱就尽情挥霍, 最后成为流民。这样的法, 东坡竭力反对, 使得变法派极其恼怒, 还罗织罪名诬告他。王安石心中, 国家利益第一, 东坡心中百姓利益第一。当时, 变法派力量大, 东坡的良知无以安放, 与其在朝中怄气, 不如到地方上做一点实事, 所以请求外放。后来的被贬或请求外放, 多多少少都与以民为本的“官念”不能践行相关。
东坡在地方为官多有建树, 如徐州抗洪、杭州疏浚西湖等。《莫话》有一章, 专谈东坡任地方官, 说他“对于儒家的仁政学说不但衷心服膺, 而且身体力行。”凡是与百姓福祉有关的事, 都会全力以赴。他在扬州做知州时, 做了一件煞风景的事——停办万花会。东坡的解释是:“扬州芍药为天下之冠, 万花会用花十余万枝, 既破坏自家花园, 胥吏也借此扰民损民, 扬州人非常不满。”停止一个面子工程, 顾了老百姓之利, 损了上级官员官府之利, 让他们少了一项享受, 也少了搜刮民脂民膏的一个机会。他为官“媚”了下, 自然就得罪了上。
老苏无功名机会少, 一官难求, 两个小苏有高的功名和才能, 机会多多, 但东坡不合时宜, 还不肯屈从, 子由深沉内敛, 能屈能伸, 但又屡屡兄弟连坐, 难以得志, 他们仕途不顺, 但“官念”却是格格正正的。
（选稿：灿烂阳光 审核：晓舟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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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列表（23条）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却还活着。
做一名伟大且处处
为人民着想的好官，
即使去世很久，
依旧活在人民的心中。
@阳光笙箫支剑笙：您说得太对了, 历史有最好的忆及和评判。
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
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鱼竿。
——郑板桥
@阳光笙箫支剑笙：谢谢您介绍的郑板桥诗 ,拜读了。
有许多历史文著中记载，宋朝国势虽弱，但民族手工业有了启步，商贾频繁，故经济十分富有，不亚于大唐，胜过后来的明清，所以官衙俸禄薪金比较高是有经济作基础的。任何朝代真正想当深山隐士的人少之又有，绝大多数都是迫不得已才隐居山林，一旦有机会，都不会轻易放弃功名的机会、以争取求得一官半职。
@四格格：宋朝是庙穷和尚富, 藏富于民的, 可是国力弱, 也不是好事, 两者平衡不容易。
学而优则仕。古人大抵还是希望考取功名求得一官半职的，这是光宗耀祖、泽荫后人的最佳途径。“老苏小苏”自然也不能免俗。
@难诉相思：是的, 不能免俗也是正常的。求功名没有错, 关键是这功名如何实现。
老师将苏氏族兄弟为官心境与为官之路，行云流水，娓娓道来地予以解析，好有视角与见地，让人感受到大宋王朝由于经济基础牢固，官员的俸禄高，因而文人雅士纷纷奔赴为官之途。与此同时，我还感受到儒家学说的进，齐家治国平天下；退，穷则独善其身，也是不可小视的影响。我对想做官的知识阶层没有异议，从古至今，那些好官为天下百姓造福的传奇，穿越时空，永远在这片土地传扬。
@锦瑟黎燕：谢谢大姐细致而深入的解读。
学而优则仕，当官大概是古代读书人的主要选择，古代著名的文化人基本都有当官的经历。所不同的是，有的当官的才华超过了文学才华，后人记住了他们的政绩；有的文学才华超过了当官的才华，后人记住了他们的文学贡献。两方面均展示出杰出才华并都被后人记住的，如范仲淹，是不多的。后人记住老苏和小苏的，主要还是文学才华。文化人的傲骨，与官场生态格格不入。或许，老苏和小苏当官的才华同样很高，傲骨让他们宦海沉浮。他们的民本思想值得称道。为教授严谨的学术研究点个大赞！
@诚厚：谢谢您专业又精道的评点! 您的观点我完全认同! 我只是表达个人的愚见, 离学术研究远着呢!
东坡兄弟虽有官瘾，但他们还是有良心的好官，与那些搜刮民脂的贪官相比，算是有节操、有原则的好官。
@清河君：谢谢认同和评点!
曾向刘老师请教过这个问题——苏家人为啥历经磨难，哪怕遭遇贬谪到荒蛮之地厄运当个不起眼的小官也要去撑持？感谢老师写了专文论道这事。文章说这与宋代政治清明尊重文化人有关，也与为官者奉禄较高有关。是的，政治清明有施展抱负机会，而又奉禄较高是值得知识分子往这条道上挤的。如总是把国家财富大把大把扔给蛮夷，而又无休止的以整官充任政绩，使官场成为高危职业，恐怕这条道就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
@晓舟同志：谢谢您的抬举! 我也只是谈谈个人的看法。宋朝很矛盾, 一方面国力不强, 一方面经济发达。一方面器重文人, 一方面又党争不断。总的来说, 官员的处境在各封建王朝中, 相对是最好的。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以此推论，不想当官入仕的文人也不是真正有才干的文人。
@四格格：您说的一点不错,是这个理儿。再谢评点!
那朝代，为官从政，势在必然。学者所为，拭目静观。品学兼优，可圈可点。
@一池烟雨：多谢老先生鼓励!
老师将东坡的学术论文，抒写得如此行云流水，如数家珍，内涵丰厚，独具一格，极具文学性，令人敬佩。
看来在宋代做官还是比经商挣得多。可惜高薪养廉并不能杜绝贪官的出现，譬如《岳阳楼记》里的滕子京。
苏家兄弟在体制内当官，在变法，反变法的皇帝，太后之争中选边站队，不吃苦头才怪呢！那时候的党派斗争已经脱离了“实事求是”的轨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