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刘杰

《我们的快乐人生》在北京台开播三天，就放了收视卫星，这确实是我不曾想到的事。在此首先感谢星美影视的赵云生大姐，因了她的努力，把《混子》搬上了荧屏的同时，也把我给带进了这个圈子，感谢大唐辉煌影业公司董事长王辉先生、如今已在强视出任高管的美女制片人赵洁、导演鄢颇、发行李梅清，以及于震、胡可、高明、潘虹、荣蓉等艺术家们出色表现，正是因为他们的共同努力，才有了这部戏的今天。 不管怎么说，快乐人生虽然热播，但毕竟已经成了过去式，现在是寄希望于下一个戏《猴票》能够顺利开机，剧本已经出来很长时间了，因为演员的问题迟迟不能确定，所以开机的时间一拖再拖，导致同名小说的出版也只能延期滞后。

 回过头来说已经过去的一年年，虽然没有完成预期的计划进度，也算是收获颇丰，出版了《大商埠》《黑白袁世凯》和《中年危机》三部作品，以及根据《混子》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快乐人生》从开机到播出的整个过程，对我个人而言基本上已经对之前几年所作出的努力有了一个完整的收官，尽管还略有遗憾，可是这事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只能顺延至今年。

在北京期间，接触影视界专家的机会比较多，话题也就比较显得宽泛。继快乐人生之后，一部新的作品已经基本上与导演达成了一致意见，剩下的只是剧本的创作过程了。有人说，以刘爷目前的状况，完全可以搭建一个团队了。对此我表示谢绝。其主要原因是，希望能够写出几部完全是属于自己的作品，而绝非是那些拼凑组装的商品，作品或许没有商品那么好看，但将来心里踏实。

 说起来，过去的这几年，是我的收获年，也是人生自觉最低谷的一段时期，几乎整个泡在闽清阁茶楼度过，幸身边有几位好友热忱相助，才渐渐平和渐渐恢复，以至于到了北京这个更大的空间，才算明白什么叫做大环境。

 北京的大，不仅仅是地域范围大，而是其中更深的内容，就像我在微博里写的那样，“北京是外地人的战场，凝聚了全国的各路精英在此打拼，又是资产的聚集地，万亿热钱在这涌动。四方楼下，几百万的名车云集，卡宴只能停到角落。北京的有钱人动辄就是十几亿的资产，千把百万连屁都不是。到了北京只能少说多看，一顿饭吃十万八万不算事，月入两千却大有人在，但是北京物价不算高，百姓安逸。”

 北漂生活，我没有走得很远，四分之三的时间都在校园里，这其中固然有天气的原因，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因为“路盲”，几乎离开了地铁就不知该走向何处，即便是约人谈事，也一定要求在地铁的周围。如果距离稍微一远，便宁可放弃。上次，中华美食频道的戴文海先生来北京，约我去望京吃饭，打开地图一看，期间至少要转两次地铁然后再换公交，于是果断提出不去。戴先生无奈，只能第二次来京的时候选择在西直门附近住宿用餐。

 说起来，北漂是一种思想，这与青岛人的思维方式完全相悖。大多数的青岛人宁可选择一种安逸，也不愿身漂在外，死死抱着“千难万难不离崂山，千好万好不如青岛”的陈旧传统观念，已经与外部的大格局形成了脱节，说白了其实是对自己没有自信。相对于青岛而言，北京确实是一个充满了机会和机遇的都市，尤其是艺术界人士，都离开了青岛来到北京发展，而且各自都获得了在青岛所不敢想的成绩，毕竟打开了视界，其思想也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其实，漂在北京的青岛人并不是个小数，在北京我见到了青岛著名画家子墨老先生，年届耄耋却依然安家北京。当我问起他的旅居生活时，他的想法竟然和我完全一致。

 因为创作所致，还需要继续留在北京，不过是准备在这里买房子了。倘若是宅，与其宅在青岛，真不如宅在北京，因为信息量更大，所需机会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