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新出增订版孙犁《书衣文录》,有关后人编选的知堂的两本书,《知堂书话》及《知堂谈吃》,孙犁书衣文字都有所陈评,于是有了兴趣,查找一些资料,又翻检出两条孙犁对知堂的评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书衣文字以及他在《贾平凹散文集序》中的文字,四条评论以时间为序抄录如下:
其一。今日下午偶检出此书。其他关于鲁迅的回忆书籍,都已不知下落。值病中无事,粘废纸为之包装。并想到先生一世,惟热惟光,光明照人,作烛自焚。而因缘日妇,投靠敌人之无聊作家,竟得高龄,自署遐寿。毋乃恬不知耻,敢欺天道之不公乎!(《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书衣文字,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其二。闲适的散文,也有真假高下之分。五四以后,周作人的散文,号称闲适,其实是不尽然的。他的这种闲适,已经与魏晋南北朝的闲适不同。很难想象,一个能写闲适文章的人,在实际行动上,又能一心情愿地去和入侵的敌人合作,甚至与敌人的特务们周旋。他的闲适超脱,是虚伪的。因此,在他晚期的散文里,就出现了那些无聊的、烦絮的,甚至猥亵抄袭的东西。他的这些散文,就情操来说,既不能追踪张岱,也不能望背沈复。甚至比袁枚、李渔还要差一些吧。(《贾平凹散文集序》,一九八二年六月五日)
其三。知堂晚年,多读乡贤之书,偏僻之书,多读琐碎小书,与青年时志趣迥异。都说他读书多,应加分析。所写读书记,无感情,无冷暖,无是非,无批评。平铺直叙,有首无尾。说是没有烟火气则可,说对人有用处,则不尽然。淡到这种程度,对人生的滋养,就有限了。这也可能是他晚年所追求的境界,所标榜的主张。实际是一种颓废现象,不足为读书之法也。(《知堂书话》书衣文字,一九八七年一月三日)
其四。文运随时运而变,周氏著作,近来大受一些人青睐。好像过去的读者,都不知道他在文学和翻译方面的劳绩和价值,直到今天才被某些人发现似的。即如周初陷敌之时,国内高层文化人士,尚思以百身赎之,是不知道他的价值?人对之否定,是因为他自己不争气,当了汉奸,汉奸可同情乎?前不久,有理论家著文,认为我至今不能原谅周的这一点,是我的思想局限。
有些青年人,没受过敌人铁蹄入侵之苦,国破家亡之痛,甚至不知汉奸一词为何义。汉奸二字,非近人创造,古已有之。即指先是崇洋媚外,进而崇洋惧外。当外敌入侵之时,认为自己国家不如人家,一定败亡,于是就投靠敌人,为虎作伥。既失民族之信心,又丧国民之廉耻。名望越高,为害越大。这就叫汉奸。于是,国民党政府,也不得不判他坐牢了。
至于他早期的文章,余在中学时即读过,他的各种译作,寒斋皆有购存。
对其晚景,亦知惋惜。托翁有言,不幸者,有各式各样,施于文士,亦可信也。(《知堂谈吃》,一九九一年一月一十五日。)
在我的印象里,孙犁对知堂的评论,似乎还有一些,但实在不好找了。这四条,前后历时几近二十年,细加研判,还是能看出一些微小的变化,尤其是对知堂的晚景,最早是恨其不去死的,而后似有惋惜、同情的意蕴了,看来人随着年龄与环境的变化,是慢慢地宽容着外部的世界。至于如孙犁说的那样,他不能原谅周,有人认为是他的思想的局限,恐有失偏颇,人的政治立场、教育背景以及成长经历不同,对于一些事物的认识,可能终生也不会有根本的变化,孙犁对待知堂的看法,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孙犁对待知堂,简单一些,到底应是怎样的看法呢?这让我想起鲁迅的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原话出自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是评论英国诗人拜伦的,“(诗人)重独立而爱自由,苟奴隶立其前,必哀悲而疾视,哀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是说拜伦对他的不觉悟的英国同胞的态度。哀与怒,在孙犁之于知堂,到底有多少成分在里边,恐怕孙犁的文字,是能表明一些态度的。
孙犁崇拜鲁迅,鲁迅刚烈,可惜短命;孙犁鄙视知堂,知堂无耻,竟得高寿,只是——寿则多辱了。
(选稿:飞花如雪 审核:晓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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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列表(3条)
您抄录的评论,我很是认同。
气节,做人最重要的品质。做书亦是。
拜读了。谢谢老师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