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是故乡的文化胎记

在下出生湖北汉川，在外谋生近半个世纪，对汉川方言还是念念有怀。去年夏天，在当当网逛书城，见有一本《汉川方言语音研究》，深得我意，遂购。

作者李华斌，博士，在贵州工作，是土生生长的汉川垌塚人。在汉川读中学，在喻家集读师范，在武昌硕博连读，专攻音韵学。应该说，自古至今，在汉川人氏当中，系统研究汉川方言语音的翘楚莫属李君。

买马先看牙口，读书先读序言，当我零敲碎打地写完这130篇小文章后，实然想到结集付梓。十二万字的休闲文字值不得请人撑门面，我就胡诌几句，权作序言。

实不相瞒，《汉川方言语音研究》的专业性太强，我不能完全读懂。读不懂的障碍主要有两个。对于国际音标，我是门外汉，其次是作者在分析、比较汉川方言的演变研究中，涉及到古音系等一些专业性内容，这于我而言，又是一道跨不过去的门槛。但是，对汉川方言的偏爱，又让我不忍舍下。我花八百多元在网上买下《国际音标发音教程》，我跟着它咿咿呀呀，还是难得要领。且不说中元音、短元音、长元音等语音要素如何使弄舌尖、舌面，就那48个音标字母都让我难以为计。年岁大了，再怎么专心，也难成其事，好不容易记下，一泡尿工夫后又忘了。不得已，只得放下。

《湖北方言调查报告》说，汉川方言的声母有18个，声调5个，即阳平214个，阴平45个，上声31个，去声33个，入声24个。如此纷芸繁杂的语音系统，要我这把年纪的老人去弄懂它，仅凭兴趣是万不可能的。

汉川方言是我的母语，它是在人口迁徙中，不同语音融合、渗透下的文化符号，它的背后蕴含着特有的民俗和文化内涵。据李华斌先生的研究，历史上，除秦汉时期，朝廷严苛的户籍管理制度，限制人口流动外，其他不同时期，每遇大乱或自然灾害，北方和南方都有大量的外籍人员迁入楚地，尤以江西为甚，仅江汉地区，就有69万江西人从湖口迁徙而来，他们的语音、用语对楚语的影响至深。现在，汉川的许多族谱在寻根问祖时，都表明他们的先祖来自江西。

汉川方言它像其他方言一样，其语音和用字独具地域特征，而且特别顽固、执拗，以至许多人离开故土，都难得改变口音。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在“浩然诗会”上幸遇《诗刋》主编邹老荻帆。邹老湖北天门人，十三岁离开故土，耋耄之年了，还是说一口地道的天门话。我问他，您怎么还是一口乡音。他笑，说，他十三岁离开天门，再也没有回去过，但始终改不了口音，天门话成了他的文化刺青。汉川垌塚紧挨天门，同属江南官话方言区。

刺青，是洗不掉、剜不掉的人生胎记，邹老话中的“刺青”所指的是文化印记，但它从一个侧面也印证了方言既存的强大的文化根基。

《汉川县志》把全域分为四个音区。城关音区：城关镇、城隍镇、汈东农场、华严农场、马口镇、庙头乡和南河乡。这个音区的语音接近武汉话。脉旺音区：脉旺镇、分水镇、杨林沟镇、田二河镇、沉湖乡、杨林乡和三星垸农场。这个音区的语音接近仙桃话。刘隔音区：麻河镇、刘隔镇和城隍区的新河镇，这个音区的语音与孝感话有些接近。垌塚音区：垌塚镇、新堰镇、韩集乡和中洲农场。这个音区的语音接近天门话。

这四个音区的划分，既是汉川地方文化名流研究的结果，外域专家也是这样划分的。

垌塚音区处于汉川市西北，与天门、应城接壤，俗称汉川的西伯利亚，当地人称西乡。

学人对汉川方言的研究，由来已久。明中后期张位的《问奇集》、明代陈士元的《俗用杂字》、赵元任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郝敬的《五音谱》对汉川方言的研究都有很大的篇幅。解放后，更是有许多学者对汉川方言作了更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研究过多地是侧重于语音研究，甚至对不同语音的调类都有精确的数理统计和流变分析。老讷才疏学浅，雾里看花后，不得不叹服方言语音的博大精深和研究者的深厚学养。

语言的演变规律显示，某个区域，当它的文化、经济处于统治地位时，它的语言就是强势语言，其他区域的语言会在潜移默化中，逐渐被中和，以至被同化。无疑，城关音区是汉川方言的主导音区，它对全域的语音、用语有着引领作用，人们也自觉不自觉地被牵引，逐步走向趋同。

目前，尽管汉川方言在几个片区内的俚语大致相同，口音有些细微差别，但其他语音片区的发音，正在逐步向城关音区靠拢，这是交通发达后人口大融合的必然结果。

方言是一种情感纽带，它的亲缘功能中，有着不可忽视的文化认同，不管你漂泊何地，离开故土多久，也不管你是否相识，一句乡音立马就能拉近彼此的情感距离，也会通过独特的发音，识别出对方就是乡党。只要你在酒店问服务生“卫生间（jin）在哪里？”乡党就知道你是汉川西乡人，不会认为你是在寻找卫生巾。因为西乡人前后鼻音不分，“间”音同“巾”音。若一个女孩去商场说要买盐，售货员是西乡人，他也不会笑话你“买盐”、“买淫”说不清。

汉川市是孝感市的权属地，据传，汉川市在情感上很难真正融入孝感市，其中就有语音的因素。按湖北方言的片区划分，孝感属江准方言片区，这是语音片区的粗线条划分，事实上，汉川市虽属于孝感辖地，但汉川语音属于江南官话片区。汉川，尤其是垌塚方言片区没有平舌、翘舌音之分，而孝感话是“弹舌头”、弯管子。口音的区别也许在心理上产生了隐形的隔膜。这虽是坊间的流说，断不能否认两地人协同一心谋发展的事实，但它不是不能说明同一乡音在人际交往中的融通作用。

随着文化普及和普通话的推广，汉川方言和其他方言一样，逐渐式微而变得越来越弱势，这是语言的嬗变规律，不必痛心疾首，趋强附势是语言演变铁定的趋势，处于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的治所，总是令人膜拜的，包括语言。处于主导地位的中心城市，其语言的榜样和示范作用是客观存在的。

但是，这并不否认抢救、保护、研究、发掘方言文化价值的重要性。许多政府部门置有专门研究当地方言的机构，还确立了当地方言的形象代言人、传承人。这种重视方言的举措是对地方文化的尊重，我是从来不怀疑始作俑者对家乡方言的偏好，的确值得可喜可贺。遗憾的是，许多人把这种方言软实力的研究重点，不是放在研究方言本身，而是把它置于经济的从属地位，正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方言只是服务于经济的工具而已，丫鬟一枚。如此造次，对方言有何敬畏呢？幸乎？悲乎？

方言研究的内容很多。如方言的形成、方言的演变规律、方言的文化价值、方言的结构等。方言的结构研究中，又包括语音、句法、语汇。其中的每一项研究，非学养深者不可造次。我非语言工作者，且不说研究，若只是粗略一识，都是很为难的。所以，本书只是从汉川方言的语汇，做了一次不甚全面的扫描。

离开故土近半个世纪，许多方言早已忘却，后来被唤醒，得益于母亲晚年和我生活在一起。她是一个大字不识的语言大师，家乡的歇后语、土话、特别形象化的比仿，随口就来，是她精彩纷呈的口语，让我这个重口音的早己忘却了许多母语的汉川人，重新接受了一次家乡方言的文化洗礼。

很遗憾，手头资料有限，许多汉川方言用字多为生僻字，字库系统无收录，我无力搜寻，只能用拼音代替，这可能带来阅读上的不方便。有的同一个方言用字，不同的资料文本是两种写法，我也无力甄别其真伪，或者它们是不是通假字。如“㝩”和“kang，上声”（缺一点的宝盖头，下面左为“章”，右为”貢”）都是“盖”的意思。此类情况有多处，我仅按现有能搜到的给予收录，真伪如何，读者自辩。

一年来，零零碎碎凑了130篇，十二万字。感谢乡贤、“观观吧”主编陈旭池先生不辞辛劳地把我的这些鸡零狗碎连篇编辑、订正、推送。在此深表敬意。

起意写汉川方言，纯粹是闹着玩，聊以打发光阴。起初，起名《西乡方言聊斋》。聊斋者，闲聊而己，还可以规避谬误风险，以聊掩短遮羞。后改为《乡音未改》，觉得它不仅有丁点儿文化味，还能说明自己还没忘却生养我的故土。

我乃老朽草根，也眼拙，所以，在有些地方行文时没有一一注明出处或作出说明，这有失严谨，也是对著作人的不恭，在此一并致歉。

写这些小文章时，参考的文献资料有：

1.《湖北荆沙方言研究•湖北方言研究丛书》

2.《汉川方言语音研究》。作者：李华斌。

3.《中国语言地图集》。作者：李荣、熊正辉等。

4.《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作者：武汉大学、华中师大部分学者。

5.《方言调查字表》（修订本）。商务印书馆。

6.《武汉方言词典》。编著，宋建颂。

7.《新华方言词典》。商务印书馆。

8.《大话方言》。作者，易中天。

7.《南腔北调•方言里的中国》。作者，郑子宁。

8.《东言西语》。作者，郑子宁。

9.《湖北方言文化传播研究》第二辑。盛银花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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