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的诚心一队

    农户分布

亲属关系：
       陈西俊与陈西和是亲兄弟，与陈西桂是堂姐弟关系。
       单广发有两个儿子，单信宝和单正书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关系。
       管自祥、管耕祥、管发祥是亲兄弟，据说其父本为他们取“自耕发财”之意，结果财没出现。所以他们兄弟几个尽管都是富农，但并没发财。
       管富祥、管荣祥及后来成家的管华祥是亲兄弟，还有位管贵祥住在诚心三队，他们弟兄的排名为富贵荣华。
       吴长安、吴兆存、吴兆银是亲兄弟。
       张春华、张春桂是亲兄弟。
       练存英是董如同的叔母。其夫与子去世较早，练与儿媳丁彩英及孙辈一起生活。
       李益广、李益荣是亲兄弟。
       吴永荣是夏永庆的姐夫。高继银妻奚金兰是夏永庆的姨娘。
       夏恒桥、夏恒宽、夏恒亮是亲兄弟关系。
       李益广是夏恒桥、夏恒宽、夏恒亮的姐（妹）夫。
       管富祥与张奇官是连襟关系。
       单广发的女儿单信珍嫁给管学山的弟弟管学宏。
       杨子清三孙女素英嫁给李有美的儿子李保明。

不睦关系：
       吴仕林是土地改革期间的南阳乡乡长，可能因文化水平抑或其他原因，土地改革结束后他就回家当普通百姓了。杨志清之子杨明年轻识字，当了乡村干部且发展势头好。据吴仕林之子吴德才透露，他们在官场上似有过结。
       董如同是五十年代的生产队长，后来在大队工作的张春桂下派，取代董如同的队长职务。董如同卸职后宅家不出工，专盘自家小菜地，但他注视着生产队情况，常挑新队长的不是，有时甚至在生产队开社员大会时故意前来高声指责张春桂这不是那不行，张队长总是忍着，从不与其争执。董如同一只眼失明，叫唤起来却声如洪钟颇为骇人，乡亲们看得明白，下台干部找茬发泄。
       文化革命开始时，董家二小子还在上小学，但此人从小就犯嫌，运动一开始，他在生产队会议室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上写了两句口号：炮轰张春桂！火烧张春桂！这回张春桂队长忍无可忍，但也只是在社员会上说了一句：炮轰我，没意见；火烧我，也可以。但总得列举事实吧，我究竟犯了什么罪？
       特殊年代奇事多。当时生产队干部就三个，队长、会计、保管员，但有人打主意想夺权。会计管学山的妻子吴德珍有一次公开怼过一李姓农民：“别以为别人不晓得，有几个人经常夜里开黑会，耗了不少灯油吧，队长会计保管员就这么大个干部，你们想当就拿去呗，何必经常三更半夜密谋算计人？”
       陈西俊在大丰中学读过初中，有文化，比较精明。只因他是地主子女成分，有的同辈贫农子女看他不顺眼。比如，陈西俊托人从上海卖了一只半导体收音机，因信号不好在室外树杆子挂天线。当时全生产队只有他家有收音机，有的人没钱买而且有钱也买不到，贫农的儿子吴某羡慕嫉妒恨，打小报告给大队治保主任，说地主之子陈西俊对新社会不满，经常收听敌台，后终因查无实据未作处理，只是陈西俊从此不敢再树天线接信号了。
       农民们集体劳动时开玩笑很正常，但有个朱姓女社员当众对陈西俊说了一句羞辱性的话：你是地主子女，在我们贫下中农面前，只有规规矩矩，不可乱说乱动。陈西俊火了，忍不住回了一句粗话：我难道怕你咬鸡巴？这一来捅篓子了，地主子女敢骂贫下中农这还了得，结果被队长责成在全生产队社员大会上做检讨。那天开会，陈西俊无奈地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念道：朱某某是贫农，她训斥我这个地主子女是应该的，我不应该回骂，说她咬我的生殖器更是极其错误的，今后我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重新做人。

 六十年代的诚心一队，地主没地，富农不富，各家各户经济条件悬殊不大。
       论住房，闸房杨家最牛，白墙黛瓦，高高地矗立在一卯酉大河的圩堤上。但他家是贫农，此住房是守闸公房，因杨子清这一辈为盐垦公司当差而得财。数第二的是二排九号张春华家，墩子地近一米高，三间东西向“堂屋”虽是草盖的，但比其他农户人家高大。数第三的是张春桂家，六十年代末在三排七号盖了三间瓦房。其余各户，都是七不离八的低矮草屋，成年男人进屋不低头便会撞门框。
       全生产队只有三户人家有人在外“公家做事”拿工资。一是杨子清的儿子在县木材公司，二是陈西桂的男人在县日杂公司，三是陈桂芳的男人在西团中学。那时工资低，男人在外应酬多，贴补家用的钱甚少，因此这三户人家中的后两户是“透支户”，即在生产队集体劳动所做工分报酬不够抵算生产队按人口计划分得的粮草计价。

在农村，生产队的知名度高不高，看“一个工值多少钱”；一户人家牛不牛，看你家有几个能干苦重农活的“大劳力”。诚心一队的“工分值”在全县处于中上游水平，风调雨顺的年分，一个工价值0.73元人民币。所谓一个工，指一个强壮男农民干一整天农活，记10分工。女劳力，通常8分至9分工，老年人及十二三岁的孩子劳动一天，一般在6分至7分工。一家人全年的累计工分乘以工分值扣除全年领取的生产队粮草计价，多余的会在年终由生产队分红兑付现金。劳力多人口不多的人家便是“富裕人家”。有一年生产队“年终决算”，夏永庆家分得人民币230元，位列全队各户之首，羡慕得乡亲们直吞口水。
       透支户在生产队是被人看不起的，因为他们欠生产队的钱。尽管欠债终究是要还钱，但有的“大劳力”常对这些缺劳力的“透支户”白眼相向出言不逊：哼，靠我们养的货色！为了不当“透支户”，许多老人、病人也撑着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全队的年轻人为之奋斗而形成的文盲者有之，念二三年小学便回家做工的占多数，念完完小才回家做工的那算很不错了，读过初中的全队只有四个人（几乎都只读了一两年书便因闹饥荒回家务农）。直到六十年代末，全生产队的“农二代”没有一个踏进过中学高中教室。

在漫长的五六十年代二十年间，诚心一队没出过军官，没出过高中生大学生，甚至连大队（村）干部都没产生一个。所以，要写诚心一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物，也只能挨个儿说说六十年代末的各个户主基本情况。
       头排人家：
       吴仕林，时年六十多岁，南团乡迁入，建国前当过乡长，丟官后当家长，在家绝对是权威。干瘦的身材，深沉的目光，成天烟杆子不离手，与外人不交往。偶见学生娃在他家附近小沟里筑小埧捉鱼，他会走过去恶狠狠地说一句：你们这是破坏农田水利！妻子王兰英，生三子四女。长子德喜。
       陈西桂，时年近四十岁，针线活颇佳，农活不在行。建国前为南阳镇商家之长女，念过四年私塾学堂，曾在县养殖场当食堂会计，1963年率子女下放此地。丈夫在县城工作，为不成生产队“透支户”遭白眼，长女小学毕业即回家务农。生三女两子，长子小春。
       吴永荣，时年三十多岁，身强力壮，当过几年兵，没文化，平时说话甚少，偶尔发作起来也很冲，浑名“大炮”，无手艺，老实巴交型农民。妻夏永英，生三子两女。长子长根。
       蒋绍英，时年六十岁左右，孤身一人。亡夫陈姓，人们称她“陈奶奶”，背后称她“地主婆”，东台人氏。陈奶奶慈眉善目举止文雅，有大户人家作派。不务农事，以替人家孩子掐筋、叫魂及做会等活动为谋生之业。卒于1965年。
       杨子清，海门人，垦区闸房守护者，时年七十多岁，山羊胡，一口当地人听不懂的海门方言，不问家政，儿媳张秀英掌家。其子建国前出道，在县城工作，张秀英生三男五女，家中劳力多，在本生产队属经济条件上乘之户。长子锡林。长女素兰初中文化，1965年参加“社教”运动并由此入职公门。
      单广发，小海乡人，1957年迁入，有帮会经历，六十年代末已逾古稀老态龙钟，家中以其子单信宝当家。信宝身高力大，其妻吕宝娣未生育，领养一子继后，名唤云喜，大名永美。信宝有一亲妹，名信珍，后嫁本队学山之弟学宏。
      陈西俊，时年二十多岁，身矮壮实，丰中初中二年级失学，侍寡母吴从英生活。陈家祖籍西团，西俊之父人称“书呆子”，省吃俭用广购薄田，土改时划为地主成分，不久去世。陈西俊娶大龙朱德章为妻，生一子一女。子名俊峰。
      陈西和，时年三十多岁，文化初识，为人谦和。陈西和是本地少有的“万宝全”师傅，有瓦工、木工手艺，还会修理自行车和简易农机具。妻杨开珍，大龙人氏，生两男两女。长子俊国。
      单正书，单广发之子，时年三十多岁，年轻时在辽宁当过兵，立三等功一次，60年代初入户诚心一队，为人正派，能讲故事。娶兴化人王巧元为妻，生五女。
      管乾珍，时年六十多岁，年轻时点子多，人活络，其妻夏兰英便是从同队本家管自祥家巧夺过来的，婚后生一女，乳名翠红。夏兰英自称有个“王姑娘”鬼魂附体，瞬间可变调说话。生产队一帮婆姨颇为相信，每有疑难问题都会请教“王姑娘”。
      管自祥，时年五十模样，面目友善，体弱多病，少见务农，是本队“透支”大户。其妻朱兰英，生有子女数人，多不识字。长女红英本是文盲，读了几天夜校扫盲班到处张扬，人家问她识多少字，她说“大字小字我都识”，一时成为坊间笑谈。管自祥之子乳名小珍小，大名红珍。
      管学山，时年四十多岁，中等个子，体瘦，长期任生产队会计，童叟无欺为人友善。妻吴德珍，生五女一子，长女东芳。
      陈天宝，时年三十多岁，个头不大，不属强壮劳力，但评工分时挺爱发表意见，尤其对不太会做农活的学生娃，别人碍于家长情面不说话，他拉得下脸来压分。妻殷保红，生有一子一女。子名加荣。
       二排人家：
       夏恒桥，时年五十出头，身体壮实庄户人，外观挺像李逵。妻奚国英，生三子数女，长子永兴。
       董如同，时年五十大几，患结核病，独眼，爱争辩。妻吴仕英，多病。生四子，长子锦洋。
       夏恒宽，时年四十多岁，老实，性情固执，不太合群。妻管凤英，生三女二子，长子永东。
       陈桂芳，时年四十上下，身高肤白，为人和气，属女中大劳力。夫君在西团中学工作，生四女一子，长女爱萍。
       吴连爵，南团迁入，时年五十多岁，矮壮身材，老实忠厚。妻顾海珍，身高体健，女当家，也属女中大劳力，生三子二女。长子广余。
       管发祥，时年三十多岁，侍寡母夏正英生活，瘦高身材，为人和气。妻夏恒芳，生有两儿两女，长子洪存。
       吴长安，时年近五十岁，坡足汉，形似武大郎，是诚心一队唯一的“光光堂”（独生者）。
       吴兆存，时年四十多岁，老实巴交，有瓦工手艺。妻朱桂兰，当家人，属女中大劳力。生有一子四女，子秀华。
       吴兆银，时年四十多岁，有瓦工手艺，精明。妻管继兰，属女中大劳力，生有二子二女，长子爱华。
       张春华，时年六十多岁，刚直老人，人称“华嗲”（华爷）。妻周桂英，未生育。六五年前后其南团侄儿张奇官过继承袭，举家迁入本队，住“大嗲”家堂屋西厢，侄媳夏恒萍，生有三子两女，长子锦明。
       张春桂，时年五十岁上下，生产队长，文化革命期间人称“张指导员”，沉默寡言，性格内向，办事公道，颇有威望。妻陈宝英，子奇林，是本队四名初中文化者之一，长得眉清目秀，待人和蔼，正常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没有“少帅”架子。奇林妻吴仕凤，生有一女三子，长子锦存。
       高继银，时年五十岁上下，年少时曾任高级社财粮员，仪表堂堂，颇有涵养，丟职为农后，学有瓦工手艺。其妻奚金兰，生有三子两女。长子早逝，二子名才宽。
      三排人家：
      夏恒亮，时年近三十岁，本份人，有做粉、做豆腐手艺。妻殷福云，有缝纫手艺，生有二子一女，长子永忠。
      练存英，系“董六”遗孀，人称“六奶奶”，得理不饶人，走路内八字，人称“搅关”。其子未过三十岁也逝，遗孀丁彩英，生二子一女，长子锦耕。
      管耕祥，时年三十多岁，老实农民。其妻杨朋兰，生有二子三女，长子洪云。
      管富祥，时年三十多岁，体瘦削人老实，其妻夏恒英貌美多病，未生育。他们与老母及未成家的弟弟华祥一起生活。老母驼背，起早摸黑干活不知停息，人们议论说，他们家的富农成分恐怕就是这样死做出来的。
      管荣祥，时年三十多岁，大眼睛，人乐观会说笑。其妻朱桂芳，生有一子二女，子洪友。
      李有美，时年五十岁上下，人随和，爱赌钱。有子名保明，为前妻所生。续妻陈如英，爱吸烟，不务农。
      李益广，时年三十多岁，有点子善言谈。其妻夏恒兰，生有二子二女，长子建海。
      李益荣，时年近三十岁，当过兵，体壮实，人正派，七十年代的生产队长。其妻赵锦凤，生有二子二女，长子建权。
      缪文英，女，时年五十五岁左右，无锡人，小业主成分，无锡市红卫丝绸厂职工教师，1969年携小女儿下放插队落户。缪老师带薪下放，但她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还时常为生产队出墙报。两年后，其长女稼秋从外地转入本队当记工员。
      夏永庆，时年三十岁左右，与父母一起生活。其父夏连城，曾当过副队长，老两口年过六十还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永庆初中文化，人精明，话不多，常戴一顶盔式帽，很斯文。因其曾代行队干部之职带队去过外地上河工（兴修水利），故人们称他“夏常委”。其妻陈心凤，生有三女二子，长子月根。
       夏恒珠，时年三十大几，精明活络，善表达。其妻徐银凤，生有二子三女，长子祝明。

风水民风

诚心一队本为海边滩涂干涸了的一块盐碱地，无古老山川河流，故谈不上有什么好风水。所谓先民，也只是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期间，陆续从小海、南团、西团等成陆相对较早一点的西部地区乡村移居过来的农民。真正的外地人只有两个，一是来自南通海门的守闸人杨子清，二是来自东台的破落地主蒋绍英（陈奶奶）。

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家，土改以后都是在生产队出工干活换口粮的农民，没有过大的贫富差距。这里以长棉花为主，粮食作物为辅，而且不长水稻，只长玉米、胡萝卜，在五六十年代，揭开家家户户的锅盖，锅里都是清一色的金黄——剁开的胡萝卜块加玉米面。倘若某家饭锅边角上有一小撮白米饭，那肯定是生病老人或来客专享之物。

如果说有一点地理优势的话，那就是二十年代南通人张謇开发这块荒地时留下的遗产——沟河纵横的水网体系，它惠及了这群农民。1962、1963年是洪水频发的两年，上游的兴化、盐城等县一片泽国，水往东流，特大洪水过境到诚心时，他们的农田也一时被淹，但由于这里河网众多又靠近黄海，故泄水很快，没有形成大的灾难。尤其是那胡萝卜很神奇，被水淹没几天之后出水竞然还能活下来，所以“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期间这里没有饿死一个人。在那饥荒年代里，上游的兴化、盐城县颗粒无收，来此讨饭的饥民不计其数，倒是让诚心一队的人们添了几分傲气，几十年后有外地干部在本县耀武扬威时，诚心人会从牙缝里哼出轻蔑：切，不就是当年讨饭人的后代么？

诚心一队的民风民俗，主要在“打会、打欠工、杀猪宴”三个方面可以体现：

“打会”是一种民间资金融通形态。通常由十几家农户自发组成，事先排好名单顺序，“会头”转流当，任期一个月，循环往复。当时的会费是每户3元钱。谁家户主当“会头”，在这个月内，所有会员户就得交3元钱给他。这意味着当“会头”的这个月，这户人家手中是最有钱的高光期，因此他们家就会在这时办大事，比如儿女娶嫁或修理房屋。别人家紧急缺钱用的，也可以凭交情跟当月“会头”协商暂借，以解燃眉之急。

“打欠工”是一种劳动力互助行为。比如盖房子或缺劳力的人家抢种抢收庄稼，自家劳动力难以完成，就得请本队的亲戚或相处得好的乡邻来帮忙干活。再比如某家办红白喜事人手不够，就得请人来帮忙，干那些接新娘或淘米洗菜之类的杂活。打欠工是不付工钱的，只是欠了帮忙者一笔人情，一旦人家有事也会想到要请你帮忙。你没有专长帮不了人家的，也要记住这份人情，适当的时候用适当的方式补偿。当然，在那农民连饭都吃不饱的饥荒年代，主家招待“打欠工”者吃的伙食都不差，人情也就基本抵消持平了。

“杀猪宴”是一种高规格的农家宴。所谓高规格，就是有肉吃。那时农民吃肉，通常一年只有两次——八月半（中秋节）、三日晚上（除夕夜）。数量多少呢，各户几乎都只是“买二斤猪肉过年”的水平。虽然家家户户都养猪，但一头猪卖到公社食品站可得近百元，全家人全年做衣服、修房子、缴学费、还债务、人情往来全指望它呢，所以全生产队36户人家舍得杀猪自家享用的，一年不过两三户人家，而且必定有孩子结婚或盖房子之类特殊用肉背景。杀一头猪，会产生猪下水，比如点刀后流下的半盆猪血，还有那臭烘烘的猪大肠，再辅以二斤纯猪肉，就可以作为一桌盛宴请客吃饭了。如此盛宴，被请对象是需要再三掂量的。队长得请，会计保管员轮不上，再在本队亲戚及相处得很好的邻居中选，一桌人，名额有限，一户只能派一个代表。农家用八仙桌，排不下的就塞两个，不会超过10人。

1966年，陈西和家杀猪，事先约好请堂姐去吃“杀猪宴”。堂姐爱子，第二天中午就派十岁的长子去开荤。这孩子才三年级，但也是懂规矩的，不多伸一筷子。只是吃完那碗红烧肉后，他立即离席啥也不说直往家奔。原来，搛到嘴的最后一块肉，他没舍得吃，含在嘴里奔回家给年幼的妹妹和弟弟分享。此事隐瞒多年，几十年之后才被外人知晓，一时成为贫穷年代的一段佳话。

总体讲，聚积在这里的先民是来开荒种田的农民，具有勤劳善良的秉性，五十六十年代的二十年间，这里没有出现过本土盗窃案件，也没发生过刑事案件。

居家过日子、有口饭吃就好的朴素理念，也使得这里的人目光短浅进取心不强，第二代人文盲不少，初识水平者居多，四个读初中的农家子弟只有一两个读完全程，当兵的只有两个，都是小兵退伍的。农村里官本位思想很有市场，一个地方有没有知名度，往往是与当地有没有人当官来考量的，五六十年代诚心一队没出过干部，在这二十年中出生的后生，只有张奇林之子张锦存几十年后当了一个正经领导干部——大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这才使诚心一队的父老乡亲扬眉吐气了一回：我们是张局长那个生产队的！

一个海边移民小村落，几十户平民人家，有史以来没有出过名人高官，肯定是入不了方志史书了。但这里繁衍出的一代代后人，许多年后定会寻根问祖，了解先人曾经的过往。为诚心一队做一点文字记录，且作民间野史留存，应该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