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排左一为母亲，时年20岁，1965年摄）

我的母亲王明元女士，生于1945年3月17日，卒于2012年6月7日，享年68岁。

母亲出生在梨树县刘家馆镇大力虎村董家街，爷爷王维秀是晚清秀才，父亲（也就是我的外公）王岳山曾在解放前入党并参加工作，担任过村文书，是当时村里有名的文化人。外婆孙万香是普通家庭妇女，是当时勿兰村岳家街孙氏家族唯一的姑奶。母亲的奶奶是黑龙江刘氏家族的姑奶奶，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黑龙江省的名门望族，母亲的舅爷刘百韶，也就是我外曾祖母的弟弟与张学良是磕头弟兄，曾任肇源、绥化、呼兰三县县长，后任哈尔滨特别市副市长，政协主席等要职。

母亲一共姐弟六人，母亲是老大，下有二姨，三姨，大舅，老舅，老姨。母亲自幼聪明伶俐，活泼乖巧，深得曾外祖母喜爱，是她的掌上明珠。母亲上完小学之后，在1959年前后，就步入了社会，曾在上世纪60年代初在大力虎小学担任过民办老师，她的学生大多数成为梨树和四平后来的政界要员和有为之士，其中有曾任梨树县委宣传部长的孙文、县公安局副局长的孙玉。

1964年，因为母亲工作和组织能力强，被推荐去了四清工作队，母亲也因此到省城学习和培训。在省城，母亲开拓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心中也有梦想。到二姑姥姥（刘百韶的二女儿）家串门时，她非常喜欢我母亲，想把她留在省城，可是外公和曾外祖母不同意，因为家里的妹妹，弟弟需要人照料。母亲只好放弃了理想，又回到了农村。

1966年左右，母亲22岁，气质出众，能力突出。正值风华正茂，待嫁闺中，有很多追求者，不少人来为母亲说媒。母亲的姥姥家在勿兰村岳家街，因此母亲经常去那探亲和办事，引起了我祖父（当时祖父任公社饲养场场长，建国前参加革命，曾担任四平保卫战担架队队长，也是老革命）的注意。感觉到这老王家大闺女，要样有样，要才有才，人品好，能力强，因而便托人说媒。外公和外婆早就知道耿氏家族是一个非常有品位的家族，双方一拍即合，成就了父母的终身大事。

虽然母亲要了1000元彩礼（这在当时的年代已经是不少的费用了），祖父当即应允。但彩礼钱实际上都给外公看病用了。除了彩礼之外，母亲的全部家当就是祖父托公社综合厂给打的两个箱子、两个柜子，这四样东西至今还在，已经有55年了。

婚后母亲操持家务，父亲在运动前转为正式教师，婚后第二年生下大姐，不久因为工作出色被提拔为梨树八中团委书记，公社党委委员。但运动愈演愈烈，运动多多，父亲也无法独善其身，被卷入了政治风暴，由于父亲性格刚烈，坚持原则，不肯向帮派低头，在仕途上并不得志。母亲在父亲身边和风细雨，始终是父亲最宁静、最可靠的港湾。虽然父亲在仕途上由于不与那些选择派同流合污，遇到挫折，但是母亲依然把家事处理的井井有条，家里虽然贫困，但小日子也甜美，婚后第四年生下二姐，第六年生下我，第七年生下弟弟。

母亲对老人非常孝顺，当时曾祖父也健在，母亲也尽孝道，逢年过节把老人接到家中，用心伺候，老人在临终时还念叨母亲的好。父亲这辈兄弟四人，有四个妯娌，母亲善于处理与大娘、二娘、四婶的关系，她们遇到难处都要找母亲倾诉。由于母亲是同辈中的老大，是孙氏家族中公认的大表姐，所以孙氏家庭的大事小情，尤其是我的表舅、表姨们的婚事，基本上都由母亲参与，并做媒。而且婚后发生矛盾，都要到我家来找母亲解决，我从小就有记忆。母亲循循善诱，耐心说服，大多数人哭着来，笑着走，当时我就觉得母亲特有办法。

母亲对自己的长辈也是如此，从小就要求我们要孝顺老人，母亲不但说，而且做的比谁都好。二舅姥没有女儿，过六十六时，母亲把他接到家里，给他包了六十六个饺子，为他祝寿。当时我们也只是在过年才能吃到饺子。屯里的五保户“二份光”，经常受人欺负，他家族的人都不管他，但是母亲在过年时把他接到我家，与我们一起过年，还给他洗衣服，给点零用钱。母亲告诉我和弟弟不能和别人一样，瞧不起他，欺负他，要关心和爱护。后来见到别的孩子欺负他，我和弟弟都主动制止。

母亲为人乐善好施，乐于助人。上世纪八十年代，经常有关里的人来东北逃荒，还有一些手艺人来东北做生意。当生产队安排食宿时，母亲总是自告奋勇，主动安置这些人，其实我家也不宽绰，只是母亲觉得他们更需要帮助。记得一位来自河北保定姓魏的锔缸的手艺人，具体名字记不清了，连续七、八年在冬天来东北，必定要到我家住。还有来自安徽临泉的耍猴的一伙民间艺人，也曾连续几年到我家打尖，他们逢人就说母亲是天下少有的好人。

父亲在运动时主持正义，坚持原则，保护一批领导干部，被造反派挂牌游斗。但由于母亲据理力争，不断沟通，父亲总算平稳度过了运动。运动结束后父亲担任勿兰小学校长，由于母亲让父亲没有后顾之忧，父亲的工作干的风声水起，两年光景就把一个落后的偏远小学提升为全公社的先进单位，1977后至1978年是父亲人生中最为快乐的时光。但是由于父亲的性格耿直，不愿趋意逢迎，仕途遭遇重大挫折。而且还摊上大病，患了甲亢病。父亲的事业陷入低谷，而且还染上重病，母亲一边要照顾父亲，一边要拉扯我们姐弟四人，当时大姐11岁，二姐9岁，我7岁，弟弟6岁。全家生活的重担都压在母亲身上。

由于父亲是正式教师，在当时算是红本，所以我们姐弟都没有分到地，只有3亩口粮地，这点口粮地是全家生存的基础。由于父亲有病，我们尚小，不能干什么活。从春天播种，到夏天铲地，施肥，拨苗，到秋天收获，都是母亲全部承担。当时地少，柴火也少，家里冬天取暖不够烧，母亲便带着我们到屯西头的林地里搂树叶，然后往家背，用来烧炕取暖。

我记得我上小学三、四年级时，母亲总要给父亲做点小灶，其实也无非就是在贴大饼子时，在大锅菜上给父亲再蒸点白面团子，由于白面团子在菜上面，有咸淡，可以直接吃。不过父亲也是每每舍不得吃，吃了几口，就把剩下的给我和弟弟。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父亲的病逐渐好了起来，这时母亲也已经四十多岁了。

母亲生前与二姑姥（刘永，刘百韶二女，生于1930年，卒于2014年）合影

当时我们住的祖上留下的老屋，夏天漏雨，冬天漏风，每每看到别人家都建起了新房，我心中很不是滋味。母亲也早有打算，连续几年省吃俭用，父亲在上下班的路上捡碎石头，又找到当年的同学，时任双辽县委书记的迟景权叔叔给批些木头，大约2年光景，盖房的物料筹备差不多了。可是还差些启动资金，包括木工、瓦工的工钱，还有饭伙钱，以及门窗口料等。母亲从不求人，但此时也不得已而为之，这时母亲积累多年的良好人脉发挥了作用，各位亲朋好友，多有多拿，少有少拿，没有出人力，不出三天，筹备了4000多元钱，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那时父亲一个月的工资才35元。

6月7日破土动工，先拆除老房子，然后打基础，再砌砖，再上梁，上苇棚，铺瓦，大约6、7天时间，一座崭明瓦亮的四间半全松大瓦房平地而起，亲友们都前来贺喜，我们家晚上高朋满座。新房的拔地而起让全村的人都非常震惊，大家都佩服母亲的能力。

由于盖房子欠了不少债，母亲和父亲一商量，决定在家里开个小卖店，1986年秋，利民商店正式营业，充分利用了我家西屋的空间，平常父亲负责进货，大姐、母亲负责打理，有时我在放学时也来帮忙，当时屯里只有两个小店，上百户人家，由母亲价格公道，而且服务热情，小店生意一直不错。母亲对于一些手头紧，暂时没有现钱的人，也赊给他们，然后到秋再算账，乡亲们都非常欢迎，母亲做生意非常活络，不像有的人钻牛角尖。

当时父亲的同学郭叔在四平商业局任局长，母亲便让父亲找到他，给批点那时特别热销的四平大高梁酒，结果我家进了一百箱。到过年时，连公社的供销社都要上我家来取货。不到二年，由于母亲经营有方，精打细算，我们不仅还清了债务，还有盈余，1991年年夏，父亲找到郭叔，在四平仁兴商店买回一台14英寸的彩色电视机，这在我们屯里是第3台。

由于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也让母亲为之骄傲。母亲和父亲家里一直重点培养我，大姐初中毕业便外出打工，后来和父亲传授珠算技术，二姐在职高念了不到一年就回去复习，想考上中专早点参加工作，可是连续三年不中，虽然当时成绩已经超过了重点高中录取线。小弟也只是念完初中就参军了，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

1989年我上高中，那是我第一次远离家门，上学不到一个月就想家了，正当我寝食难安之时，母亲从家里和另一个学生家长来看我，给我带来换洗的衣物，还有不少好吃的，让我十分惊喜。母亲告诉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要想家，家里一切都好。高一的第一学期，我在五校联考1000多学生中，名列全县第13，语文单科全县第1，母亲为此十分自豪。高中三年，母亲是我最好的后勤部长，不但在生活上关心我，而且在我遇到困难时，总是鼓励我。

母亲是家中的老大，外公在母亲成家后6年就去世了，外婆在59岁时便因病去世，当时大舅只有20岁左右，老舅17岁，老姨只有15岁。因为二姨远嫁双辽，三姨在喇嘛甸，只有母亲和他们在一个屯，所以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的重担又压在了母亲的肩上，当时母亲已经有我们两双儿女了。

在母亲的操持下，大舅如愿考取了梨树师范，老舅也说上了媳妇，老姨也得到了妥善安排。事实上母亲替外婆承担了母亲的角色，家里的大事小情都要由母亲做主。

1984年春节，母亲为老舅主持婚礼，同年，大舅也成家。1998年，母亲为老姨提供路费去上海打工，2000年，老姨也成家。现在大舅、老舅、老姨的日子过的都非常好，母亲完成了外婆的遗愿，没有辜负老人和亲友的希望。

1992年秋，我上大学，弟弟参军，大姐到四平工作，二姐在外地复习，父亲到外地讲学，家里只剩下母亲，因为无人经营了，就关了小卖店，母亲专门伺候那3亩地，在园里种菜。母亲成为我们的大后方。

1992到1996年，我们全家只有在春节时才能团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95年春节，当时母亲50岁，我们一家6口人在老屯的房前照了很多相，母亲也格外开心，因为大儿子在读大学，老儿子在当兵，二个女儿也都有安排，父亲的身体也好多了，苦日子终于熬出头了。

1996年夏天，父亲在县城租了房子，但母亲还在老家。我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到当时四平最大的项目指挥部工作，同年，弟弟退伍，安排到了县城的市政公司。当把我把第一个月300元工资交给母亲时，母亲高兴得流下了眼泪。当时我们兄弟俩和父亲的工资全部交给母亲保管，母亲觉得非常幸福。

1997年春，母亲卖掉了自己亲手建的房子，虽然有些不舍，不愿离开故土，但为了孩子们的前程，母亲也来到了城里。刚来的时候，我们四处租房子，有时一年要搬几次家，条件十分艰苦。但母亲觉得这比农村的条件还是好多了，要我们知足常乐。

1996年12月，大姐在29岁时成家，了却母亲的一桩心事。因为母亲知道，大姐在我们姐弟四人中对家里的贡献最大。1997年10月，大姐生下大外甥，母亲有了隔代人，由于大姐的婆婆很早去世，母亲一直照顾她的外孙，直到她去世，这时我大外甥已经16岁。

1998年10月，我们家终于远离了经常搬家的生活，在县城有了定居之所，在四小学北原政府家属房花2.65万元买了一处三间房子，房子前还有一处三间的厢房，中间有一个100多平方米的小院。母亲至此安居乐业，同年，二姐结婚，在前屋居住。1999年初，我也成家，年末生下女儿。一年后，母亲一手拉着大外孙，一手拉着大孙女，在小院内悠然生活。2000年，小弟成家。2001年，二姐生下二外甥。2003年，小弟也有了儿子，至此母亲儿孙满堂。母亲在照顾孩子之余，还与父亲共同讲学，传授珠算技术，在那几年教了不少学生。母亲成了我们家的幼儿园园长，享受天伦之乐，虽然劳累，但其乐融融，1998年到2003年，是母亲最为快乐的时光。

2003年，我来到长春工作，离开了母亲。母亲当时58岁，身体非常好，大姐和二姐的婚姻遭遇变故。但是母亲非常坚强，没有影响到孩子们，大姐和二姐因而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到外地打拼。

2003年后，父亲的身体不如以前，母亲一边要照顾孩子，一边要照顾父亲。由于我不在母亲身边，有些事我并不知晓，只是通过电话与母亲联系。但每当我工作取得进步，事业有所发展，都在第一时间向母亲汇报，与母亲分享。母亲在为我高兴的同时，不像父亲那样高调宣扬，总是提醒我要保持冷静，谦虚谨慎，继续努力。

2003年夏天，我的事业遇到挫折，妻的身体也不太好，母亲也来长春小住些日子，帮助妻料理家务。当时小弟在孟家岭农村开个饭店，母亲也经常从梨树到孟家岭，帮助照顾孩子。

从2004年后，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四处奔波，与母亲在一起生活的时间越来越少，只是在年节时才能回家，与母亲见面。2004年秋我在长春买房子，母亲从家里带来了仅有的1万元钱，又和家人商量从我表弟那借点钱，总算交了首付。在装修房子时母亲也给出谋划策，费了很多心血。

2005年末我到白山市工作，担任一个大集团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收入有很大增加，2006年春节回家时给母亲1000元钱，母亲非常高兴。是年母亲60岁。由于我们已经搬家到长春，母亲和小弟一起生活，大姐，二姐相继从外地回到梨树，家里的小院充满了欢声笑语，母亲照顾大孙及两个外孙虽然劳累，但看到孩子们的成长，心里格外高兴。

2007年夏天母亲两次来到长春，与我们共同游玩了长春儿童公园，净月潭。因为大姐和弟弟在北京打工，照顾外孙及小孙的任务非常繁重。不过母亲的精神状态非常好。大姐在北京干的也不错。

2008年夏天，父亲患上重度心脏病，出现心力衰竭现象，当时我在海南工作，大姐和小弟去北京工作，二姐在上海。母亲自己只身一人护理父亲，在四平中心医院，由于病情严重，医生为父亲下达了病危通知书，母亲在通知书上签字，即便如此，母亲也没有告诉身在外地的我们。母亲坚信，父亲能度过这一劫，肯定没事。结果正如母亲所料，父亲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当我从海南回来后，母亲对此也只字未提，父亲向我提起，我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当我埋怨母亲时，母亲说：告诉你们也没用，你们在千里、万里之外，也来不及回来，我在家能照顾好，你父亲的病，我清楚。

从那以后，2009年、2010年，父亲连续发病，每年至少在医院呆上一到两个月，一直由母亲护理。母亲日夜操劳，回家时还要照顾孩子，身体严重透支，日渐瘦削。我每次春节回家，母亲都还在忙里忙外，虽然她已经60开外，还在为儿女劳累奔波。此时，由于两个姐姐的婚姻相继出现问题，母亲也为此操心。小弟由于个人原因，始终在事业上没什么发展，也让母亲费神。

2011年，大姐在家开了旅店，二姐在家经营美容院，小弟给别人开车，我在松原发展，我们姐弟四人的事业都有了起色，而且越来越好，不想这时母亲出事了。

2011年春天，母亲近一个多月没有食欲，体重急剧下降，我五一回来时让我大吃一惊，我拉着母亲到县医院检查，发现肺上长了东西，而且胸腔积液，情况不好。5月3日我便带母亲到长春吉大一院就诊，确诊为肺癌晚期，必须化疗。

当时一直瞒着母亲，可是母亲何等聪明，把母亲送到八楼的血液肿瘤科，母亲就明白了大半。但母亲比较坦然，对我们说，要是得了该死的病，就不用再治了，该着就是那个寿数。

我们怎么能放弃，母亲刚要得好，孙儿们都长大了，儿女们的事业也有起色了，母亲不应该也不能离开我们。我和姐弟一起积极组织治疗，母亲也很配合。虽然化疗很痛苦，但是母亲一直在坚持。从5月到7月。短短两月时间内，化了四个疗。与母亲同病房的病友有不少在化一到二个疗就放弃了。还有的年仅四十多岁就撒手西去了。相对他们而言，母亲的年龄比较大。好在母亲身体其他方面没有问题，并没有像其他人化疗那样痛苦，我们也一直在鼓励母亲，希望她能创造奇迹。

自从患病之后，母亲郁郁寡欢，虽然表面还是很坚强，但母亲不再像以前那样欢声笑语，癌症的心理压力让母亲喘不过气来。不过母亲在化疗间隙还是要回到老家，与子孙同乐。6月25日岳母突然去世，给母亲极大的打击。母亲在病魔面前没有低头，而是坦然面对，吉大一院的病友对母亲都另眼相看，认为这个老太太非常有水平，心态健康，根本不像有病的人。大家都愿意与母亲聊天，母亲也用她那幽默感来感染大家，母亲经常到各个病房去串门，有母亲的地方，就有笑声。

这样的状况持续到2011年年末，母亲的状态比较稳定，肿瘤没有扩散，也让我们几个稍微心安。不过心里总像压了一块大石头。随着化疗的不断深入，母亲也意识到了病情的严重性，心理压力逐渐加大，但母亲仍然不轻易向我们吐露心声，怕让我们担心。

2012年春节，母亲病情稳定，我们全家回家过年，大姐、二姐、小弟我们一家12口人团圆，全家人其乐融融，母亲也仿佛没病一样，我们美满度过了与母亲的最后一个春节。

2012年初，母亲的病情有所发展，但还没有恶化，陆续有老家人及亲友来看望母亲，母亲有些不悦，她不想让大家知道自己的病情，也不想麻烦别人。

2012年正月十三，母亲与父亲来到长春过元宵节，节后我将母亲转到吉林省肿瘤医院治疗，通过体检，医生认为母亲还可以继续化疗。母亲在肿瘤医院住院将近一个月，病情有所抑制，但母亲的心情越来越差。

2012年3月初，母亲在化了第八个疗之后返回梨树家中，在清明节度过了最后一个生日。我们全家人都为母亲祝寿，祈祷母亲能够健康长寿，早日康复。

在此之后，二姐将母亲送至四平肿瘤医院化疗，有关专家对母亲的病情进行了分析，认为状态稳定，仍然可以化疗。在化疗结束后母亲返回家中，参加了表妹林兰的婚礼。5月18日，母亲在夜间突然发病，喘不过气，父亲和弟弟当即将母亲送往四平肿瘤医院，此次情况非常不好。但经医生诊治，转危为安。但母亲的气喘现象没有缓解。北京专家进行了会诊，更换为进口的化疗药物，说这种药的副作用小，每支药在万元左右，而且不在医保报销范围之内，为了能救治母亲，我毫不犹豫地签了字。然而母亲打完化疗针后，病情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有些加重。可这时医生也不能再做其他了，家人只好把母亲从四平转至梨树县医院，母亲气喘现象加剧，而且白细胞，血小板急剧下降。

6月6日，医生又给母亲注射了血小板，母亲状态良好，向二姐说对自己恢复健康有信心。

当时下午7时30分，母亲病情突然恶化，意识昏迷，上不来气，医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无力回天，我于午夜从松原带妻儿赶到县医院，但母亲已经不能说话，双眼紧闭，一直在喘。6月7日上午9：45分，母亲永远离开了她所眷恋这个世界。

母亲的一生平凡而伟大，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虽然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但她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