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兴化茅山看会船节

出了学堂门，我就一直在外地四处打工。清明节未必回得来，也很少回来。即使回来，也是匆匆烧了纸钱走个流程便走，没有闲工夫四处走走转转的。母亲在电话里说，这十几年清明多了许多民俗活动，离家十几公里外的茅山会船节便是个典型，搞得有板有眼。她偶尔说一句“你忙你的，假如你有时间便带我去观观”，便不再多讲。可我从妹妹那里知道，每年清明前后，她总要在村口站一站，往茅山那边望一望。望些什么呢，大约她自己也不十分明白。

去年我终于不再流浪。说是“谋职”，其实就是在隔壁乡镇谋了个闲差，钱不多，但可以天天回家。母亲嘴上不说，可每顿饭都多炒一个菜，饭桌上的话也稠密起来。

去年清明前，我与妹妹商量：“带妈去看看会船吧。”

妹妹说：“也该去了。”

清明那天，天不亮我们就忙活起来，做了自家的祭祀。这事顶要紧，不能马虎。等到香桔燃尽，纸灰在地上打着旋儿，我看表，还不到九点。母亲已经换了一身干净的蓝布衣裳，坐在门口等了。我笑她急，她也笑，说：“早些去，省得没有站脚的地方。”我跟在后面，看着她花白的头发在晨风里飘着，心里忽然动了一下——她这一辈子省吃俭用，连出来看个热闹，都怕儿女为她多花了钱。可是你若真的不让她去，她又会在村口站着，往那个方向望。

从家里到茅山，不过二十几分钟车程。我原以为去得早了，谁知到了镇子边上，便看见路两旁停满了车，一直连到远处去。寻个停车的地方就费了许多工夫，还是妹妹眼尖，在省道352边寻了个空当，一个急切的侧方停了车。

待走到西大河边上，两岸已是人山人海。母亲被人流裹着往前走，我在后面跟，妹妹护在母亲身侧，一家人挤挤挨挨，好容易在河岸上寻了一处地方。妹妹把随身带的报纸摊开，扶母亲坐下，又递过保温杯：“妈，喝口水。”母亲坐下，长长舒了一口气，这才去看河面上的光景。

河中央搭着一只大船，改成了舞台，花花绿绿的，上面有人唱戏。唱的什么听不真，但那腔调是这一带乡下的气味，听在耳朵里倒觉得妥帖。河面上有许多船在竞赛。有撑篙的，船身狭长，两边立着十来个壮汉，手持长长的竹篙，随着船头的号令，竹篙齐起齐落，那船便像箭一般射出去；有划桨的，桨短些，桨手坐成一排，身子一俯一仰，桨叶翻飞，水花四溅，也是你追我赶，不逞相让。这些船，并不是千篇一律的。有的以村为单位，船头插着村旗，写着“某村”；有的以姓氏结队，红底黑字的幡号迎风招展，写着“某氏”。船上的汉子们穿着各家的衣裳，有青布对襟的，有白衫扎腰的，还有的戴了草帽、系了红绸，花花绿绿却不觉得俗气。船身也长短不一，长的能站二十来人，短的只容得下七八个。撑篙的立在两侧，划桨的坐成一排，姿态各异，却都齐整有力。一条条船从水面掠过，像是一支支散落民间的队伍，各为其姓，各守其村，却又在这清明的水上汇成了一处。水花溅起来，在太阳底下亮闪闪的，霎时又落下去，散了。

我看了一会儿，老实说，便觉出些无聊来。大约是在外面见得多了，又或者是春日的太阳晒得人困倦，我倚在栏杆上，眼皮渐渐沉下去。可是母亲看得认真。她的眼睛追着那些船，从河的这边望到那边，嘴里不住地念叨：“这条快，那条稳当……”

我问她：“好看么？”

她说：“好看。”

我有些不解。在我眼里，无非是些船在水里划来划去罢了，有什么好看的呢？但我没有说出来。母亲难得出来一回，她高兴就是了。妹妹也凑过来，在我耳边说：“妈高兴着呢。”我点点头。

这便使我想起一件事来。小时候听村里的老人说，这茅山会船，不是寻常的赛船。它是祭鬼的——祭那些死在战场上的孤魂。南宋时金兵南下，这一带打过仗。梁山泊的义军过来，在水荡里与金兵厮杀。仗打完了，尸首浮满河面，没有人收，也没有人埋。当地老百姓看不过去，便在清明那天撑船出去，在水面上撒些纸钱，倒些酒饭，算是给那些孤魂一点慰藉。后来明朝时候，倭寇又来犯境，茅山人自己组织了船队，拿着竹篙当武器，竟也杀了上千的贼人。朝廷赐了四面“五彩金龙旗”，茅山人就把这旗插在船头，每逢清明便赛船纪念。再后来，长毛、日本兵、国民党，这地方死了多少人，没有人说得清了。可是茅山人都记得——那些外乡来的兵，那些连姓名都没有留下的少年，他们的魂灵还飘在这水面上，等着清明这一天，等着活人撑船来看他们。算起来，这竟是八百多年前的事了。八百年，朝代换了多少，河水淌了多少，可每到清明，这水面上总还有船。撑篙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可那竹篙入水的姿势，竟与八百年前一模一样。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思呢？我望着河面上那些飞驰的船，忽然觉得它们不像是船了。它们像是那些回不了家的人，借着活人的手，在这清明时节，再跑一趟，再热闹一回。那些撑篙的、划桨的，也许并不知道自己是在替古人圆梦。他们只是觉得这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到了时候就该做。可就是这种“该做”，让那些被遗忘的魂魄，年年还能看见人间的烟火，年年还能听见锣鼓的声响。

母亲忽然拉了拉我的袖子：“你看那条船，是不是要赢了？”我定睛看去，一条撑篙船正冲在最前面，船头上站着一个赤膊的汉子，手里拿着一面小旗，上下挥舞。竹篙起落如飞，船头像一把刀子，把水面劈开。两岸的人都在喊，声浪一阵高过一阵。母亲也跟着喊，妹妹也跟着喊。母亲的声音不大，很快就淹没在人群里了。可她喊的时候，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来，眼睛亮亮的，像是年轻了十岁。

我看着她，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滋味。

我们这一辈人，常年在外做工，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母亲在家守着老屋，守着菜园，守着那台旧电视机。我们给她钱，她舍不得花；我们给她买东西，她说浪费。可她从不抱怨，从不拖累，只是在电话里一遍一遍地说：“在外面好好的，别记挂家里。”如今我们回来了，能陪在她身边了，她却老了。老了，可还想出来看看。看看人，看看船，看看这热闹的人间。这大约是老人家最后的一点想头了。

快四点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河面上的船还在跑，岸上的人还不肯散。我说：“妈，回去吧。”她有些不舍，又望了河面几眼，才说：“好。”往回走的路上，路过许多摊子，卖什么的都有。我看母亲多看了那竹篮子两眼，便停下来问价钱。摊主说十五，我正要掏钱，母亲一把拉住我：“不买不买，家里有。”我说家里的旧了，她说旧的还能用，买新的做什么。妹妹也在旁边帮腔，母亲瞪了她一眼：“你们就知道花钱。”说着拽着我的袖子就走，走得飞快，好像怕我回头再买。我被她拽着往前走，心里又好笑又酸楚。三十五块钱，在外头吃一碗面都不够，可在母亲眼里，那是能省就省的数目。她不是不想要，她是舍不得叫我们花。

顶好笑的是，我们走散了。人太多，我走快了几步，回头就寻不见妹妹与母亲了。我打电话，打不通；发微信，发不出。人声太嘈杂，信号也差得要命。我在人群里挤来挤去，急出一头汗。后来不知怎的，忽然想起试试短信。我发了一条：“我在进来的那个路口等你们。”不多时，手机震了一下，是回过来的：“好。”就这一个字，却叫我的心落了下来。等我寻着她的时候，她正站在路边等我，脸上倒没有什么着急的样子。看见我，只说了一句：“人太多了。”我没有接话，只是挽住她的胳膊，慢慢往停车的地方走。妹妹赶上来埋怨，母亲说：“我看你们在前面走，就想跟上去，谁知一转眼就不见了。”妹夫在后面笑：“这地方，人太多了。”

上车的时候，母亲回头望了一眼。远处，河面上的锣鼓声还在隐隐地传来，像是这个春天里一场不愿醒来的梦。车子动了，母亲靠在座位上，闭上了眼睛。我不知道她是累了，还是在想心事。妹妹坐在后座，轻声跟我说：“明年还带妈来吧？”我说：“来。”

车里安静了一会儿。母亲忽然开口了，眼睛没有睁开，声音很轻：“你爸年轻的时候去看过会船，说好看着呢。”车里忽然更安静了。窗外的风吹进来，带着油菜花的味道。后视镜里，茅山镇的影子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天边一片淡淡的烟色。

我忽然想起父亲。他走了三十年了。他走的那年，我四处漂泊只为那一份勉强糊口的工作，母亲说，他临走前还念叨着让我在外头好好干，别惦记家里。作为水乡人，我们这一代以前的人都撑过船，不是会船，是各种各样的大小船只，撑篙看着简单，其实有窍门——篙子入水要直，出水要快，身子要随着船晃，不能硬扛。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已经很多年不撑船了，可他的手势还是那么熟练，像是在空气中握着一根看不见的竹篙。

我想，八百年前的战场上，那些倒下的兵，大约也有人在等他们回家吧。等不到，就年年清明，在水面上，替他们热闹一回。

这大约就是茅山会船最深的道理了。

可是，这道理又不全在茅山。这十几年，各地的民俗忽然都兴起来了。我们周边就有许多——边城、刁家、溱潼，一个接一个地办起了会船、龙舟、庙会。一到清明或端午，锣鼓声从四面八方响起来，隔着几个乡镇都能听见。热闹是真热闹了，可我每次听说，心里总有些说不清的滋味。

说欢喜，也是欢喜的。这些年村子空了，年轻人都出去了，留下老人和孩子，冷冷清清的。忽然有一天，那些在外打工的、做生意的、当兵的，都回来了。他们凑钱买船，做旗子，缝衣裳，一遍一遍地排练。村子里忽然有了人声，有了烟火气，有了盼头。老人们搬着凳子坐到河边看，小孩子骑在父亲肩头喊，那光景，像是回到了几十年前。一个在刁家村的朋友告诉我，他们那条龙舟上的桨手，有从上海连夜赶回来的，有请了三天假扣了五百块工资的，还有一个是在工地上伤了腰、硬撑着回来的。问他为什么，他说：“村里的船，不能少了我。”这话听着，竟有些像古时候那些撑着竹篙下水的汉子，不问为什么，只觉着该做。

可说不欢喜，也是有缘由的。我见过一张刁家村的个人集资单，密密麻麻写了三百多人的名字，从十万到一百，数额不等。十万块，在乡下够一个老人吃用两三年了；一百块，也是种地卖菜一点点攒下来的。三百多人凑在一起，几十万块钱，就为了几条船，几场赛，几天的热闹。我心里忽然不是滋味。不是说这钱不该花，而是我想起母亲在摊子前拽着我走的样子——十五块钱的竹篮子，她舍不得。可到了集资的时候，那些平日里连件新衣裳都不肯买的老人，只怕也会咬着牙掏出几张皱巴巴的票子来。他们图什么呢？图个名？图个热闹？还是图那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该做”？

这便是我心里的矛盾了。一边觉得，民俗兴了，人心就聚了，那些快要断了的根又接上了。一边又觉得，劳民伤财，风头一过，该空的还是空，该散的还是散。母亲在村口站着往茅山望的那几年，没有会船，没有锣鼓，可她望的，不也是同样的一份念想么？那份念想，不花钱，不费力，只是一个人静静地站着，望着。可我又想，若是没有这些船、这些人、这些喧闹，那份念想又该落在哪里呢？母亲的望，是空的；会船的热闹，是实的。空的念想更干净，实的寄托更踏实。这大约就是人间的难处——我们既怕虚，又离不开实。

我想起鲁迅先生写过的话：“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民俗的路，大约也是这样走出来的。八百年前，几个人撑着船出去撒纸钱，是路；八百年后，几百人凑了钱来赛船，也是路。只是走着走着，路就宽了，人就多了，声响也大了。至于这路走得对不对，该不该走，怕是没有人说得清的。

说到底，我还是觉得，该办还是得办，只是不必办得那样铺张。船还是那些船，篙还是那些竹篙，人还是那些人。少花些钱，少做些面子上的功夫，多留些气力在“心意”二字上，或许更好些。可这话说得轻巧，做起来又谈何容易。人心到了热闹处，哪里还收得住呢？我忽然又想起先生的话来：“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可是，若没有这些吵闹，这人间，大约也太冷清了些。

更深地想，我所纠结的，其实不光是钱的问题。我在外地打工那些年，见过许多同乡。他们在工地上、在厂里、在餐馆的后厨，一年到头见不着几回太阳。他们省吃俭用，把大部分钱寄回家里，自己住最差的工棚，吃最便宜的盒饭。可一到清明，很多人无论如何都要请几天假回去。老板不批，就硬走，大不了扣工资，大不了明年换一家。你问他们回去做什么，他们说不上来，只说“家里有事”。什么事呢？无非是上坟烧纸，无非是看看老人，无非是——像今天这样——撑着船在水里跑一趟。这一趟，来回的路费加上扣掉的工资，少说也是千把块钱。可他们觉得值。我从前不理解，现在似乎有些明白了。他们撑的不是船，是他们自己。那些在外头被人呼来喝去的、低眉顺眼的、连大气都不敢出的年轻人，到了这一天，站在船头，手握竹篙，听着两岸的呐喊，他们忽然觉得自己是有用的，是有根的，是被人看见的。哪怕只有这一天。

车子过了两个红绿灯，母亲靠在座椅上，像是睡着了。妹妹小声说：“妈今天高兴。”我点点头，没有接话。窗外的油菜花开得正盛，黄灿灿的一片，风一吹，像是满地碎金。我忽然想，八百年来，这水面上换了多少条船，岸边站了多少个人，大约没有人算得清了。可那些撑篙入水的声音，那些锣鼓敲响的声音，那些岸上人的喊声，却一年一年地传了下来，穿过战争、饥荒、流离、迁徙，一直传到了今天。

母亲在村口站了那么多年，望了那么多年，她望的到底是什么，大约她自己也不十分明白。可是今天，她坐在这里，看着那些船从水面上飞过去，她大约是明白了——她望的，不过是这人间还在，这热闹还在，这清明时节的烟火和锣鼓，还在。

这就够了。

我又想起一件事。回来的路上，妹妹翻手机给我看，说今年的会船节，有一个撑篙的老汉七十三岁了，是年纪最大的桨手。记者问他明年还来不来，他说：“来。只要还能动，就来。”记者又问：“您这么大岁数了，家里人不担心吗？”老汉笑了笑，说：“担心什么？我十五岁就开始撑，撑了快六十年了。这篙子比筷子还熟。”

到家的时候，天还没黑。母亲下了车，站在家门口，忽然回头对我说：“明年早点去，今年去晚了，没占到好地方。”我说好。她笑了笑，转身进了厨房，系上围裙，开始淘米做饭。那背影，跟早上出门时一样，蓝布衣裳，花白的头发。可我总觉得哪里不一样了。后来我想明白了——她今天没有在村口站着往茅山望。她不用望了。她已去过了。

（ 选稿：灿烂阳光    审核：晓舟同志 ）